儒商的观念在现代中国曾经一度沉寂。真正意义上的儒商，在当代中国社会，确是凤毛麟角。儒商需要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广阔的人文关怀，尊重各文明及教，对社会公益有责任感。这些基本素养，正是数十年来的功利主义社会所忽视的人格教育。一百五十年来，中国因内忧外患，造成了很大的文化断裂。最近三十年，随着文化视野的拓宽，市场的相对，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精英企业家们在丰衣足食后，开始追求知识与意义、注重身心、重构精神世界，扮演了传承中华文明，重建文化传统，社会风尚的重要角色。目前，传统文化得到了社会各阶层广泛的提倡，出现了“文化热”、“国学热”和“儒学热”的可喜现象。即使尚未深入日用之间的生活世界之中，但学术界和企业界已开始发展“儒商”文化。“儒商”就是认同的仁、义、礼、智、信的基本伦理，并且以为核心价值从事企业的知识人。儒商是关切、参与社会、重视文化、尊敬教的现代企业界的公共知识。
中国的“儒商”传统源远流长，比如孔子的子贡，不仅有非凡的经商才华，还在经济、、社会、外交、文化以及终极关怀上有突出的贡献，作为后世商人的典范，可以成为我们今天重建“儒商”的精神资源。同时代的商圣范蠡与商祖白圭，也以其重视长远发展的商业智慧和富而好德的商业伦理，成为儒商的典范。明清时期，儒商已成为当时很多商贾的认同，“士商异术而同志”，商贾有着和伦慧，对当时的商业与伦理起到改善作用。
力和创造力。很少有传承几代的企业、店铺、商号，从没被断裂、扭曲与变质；很少有传承几代的企业及企业家持续地支持某种文化事业。从整体上讲，文化变革多而积累少，破多立少，造成以后，企业家在追寻文化认同的过程中，出现不自信、迷失方向和认同扩散的困境。不过，儒商传统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为代表的东南亚地区还有强韧的生命力，很多知名的华人企业家，如陈嘉庚和李光前，就是名副其实的儒商。
在东亚，日本与韩国“儒商”经验的传承，尤其值得我们借鉴。近代日本的实业之父涩泽荣一（ShibuzawaEiichi），一生都究心于《论语》研究，他奉行的金科玉律就是“见利思义”。三菱重工的董事长诸桥晋六（MorohashiShinroku）长期支持东洋文库，据说东洋文库的三分之一资金来自三菱。
资生堂（Shiseido）的总裁福原义春（FukuharaYoshiharu）也是儒商，“资生”（Shisei）这两个字就来自《易经》中的“资生”。阳明学者冈田武彦（OkadaTakehiko）每周都和企业家详解《》，特别是《大学》。日本还有专门培养“儒商”、造就所谓“士魂商才”的学校。比如大阪的怀德堂，培训内容虽有会计等商业技术知识，但核心则是中国传统书院教育，讲授基本的修身哲学与商业伦理的课程，特别强调的修身哲学，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伦理。
韩国的几个大财团如现代、三星的创始人，也都体现了儒商的精神。韩国的儒教大学成均馆，目前即是三星资助的重要文教事业。值得一提的是，SK高等教育基金会从2004年开始，每年为大学提供高达百万美元的资金，举办在学术和文化界影响与日俱增的“论坛”，已经持续了十年之久。文化在企业界和社会上是否起作用，要靠、学术、、企业和一般的共同努力，不可能是单向的。比如新版的1000元韩币，印的人物是李退溪，他是朝鲜时代的大儒，是韩国的朱熹。韩币1000元的背景图上所印的建筑就是成均馆（也就是朝鲜时代的国子监）的“明伦堂”；而旧版韩币千元的背面是陶山书院，还有“投壶”的形象。
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有了很好的积累，企业家也开始关注人生的意义问题，不只是一味追求物质的成功。从文化中国的视野立论，作为领导者，除了经济资本以外，还必须要有社会资本；除了科技能力以外，应特别注重文化能力；除了智商以外，应注重情商和伦慧；除了物质条件之外，应注重精神价值。于是，如何积累社会资本，如何培养文化能力，如何发扬伦慧，如何开拓精神价值，就被提上了时代的议事日程。这些都是儒商文化的内涵和形式，儒商作为新的论域，值得我们进一步的开拓与发展。
让我们从晚清以来国人（特别是趋新知识当中）非常盛行的启蒙心态说起，来对“何为儒商”做一个上的探索。简言之，在今天重建“儒商”的身份认同，需要有两个层次性：1）从经济人到文化人；2）再从文化人到生态人。
在诞生于近代的启蒙心态当中，“经济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型。所谓经济人，是一个的动物，充分了解自己的利益，在相对的市场，在不犯法的前提下尽力扩大自己的利润。经济人可以发展出、、、、个人这些“普世价值”。从来看，这样一个人，至少比损人损己、的人高明得多。
但在21世纪，经济人的和实践并不能解决人的存活问题。企业家群体有领导的能力，同时还要开发出跟的传统有深刻关联的那些价值；在企业经营的实际层面，无时无刻都应用伦理的原则，付诸实行。之外必须有、公义或平等的和实践；之外必须有同情或慈悲的和实践；法制之外一定要有礼让的和实践；之外必须有责任的和实践；个人之外必须有社会和谐的和实践。这条径意指经济人必须扩充提升为文化人，而且必须勇猛，努力学习做个生态人。
由启蒙心态所导引出来的核心价值，即使充分发展，依然无法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没有照顾到自然与。所以，我们需要在“对话文明”意识的下，借助全新的视野，来拓展“以天地为一体”的深具生态涵义的精神世界。
20世纪下半叶以来，涌现出四种，为我们带来了继承启蒙而又超越启蒙的新思维、新契机。第一种是生态意识：随着1960年代以来航天技术的突飞猛进，兼职小娇妻我们已能反观地球的全貌。尊重并爱护自然才是之道，日益成为全体地球的共识。生态意识改变了我们的观。第二种是女性主义：从男女平权、女权运动，到女性主义的跨越，更在性别的角度，强调、同情、礼让、责任、理解和人际关系等基本价值，重构了我们的人生观。第三种是教多元主义：早在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就观察到西元前6世纪前后，古代中国、古希腊、古印度同时出现了社会结构、思想、哲学、文学的大突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年发表），哲人雅斯贝尔斯（KarlTheodorJaspers）则提出“轴心文明”的概念（《历史起源与目标》，1949年出版），影响至今。现在各大文明之间的互相参照、互相学习、展开对话，成为跨文化交流的主要形式。第四种是全球伦理：如何超越封闭的特殊主义和抽象的普世主义两种排他或折中的心理，采取荀子所谓以“仁心说，学心听，公心辩”的态度？对这一问题的答案有所认识，才能从、承认、参照、沟通，逐渐提升到尊重、理解和学习的之境，教之间才能进行相辅相成的对话。
应对这四种，提出了精神性的人文主义（spiritualhumanism）。它不是欧洲文艺复兴、启蒙时代以来凡俗的人文主义（secularhumanism），而是继承启蒙精神（、、、和个人的基本价值）而又超越启蒙心态（人类中心主义、语言中心主义、工具的泛滥、把的抗衡冲突地于人、的无限膨胀），并充分证成个人、群体、自然与，面面俱全的安身立命的坦途，这样才能构成完整的生态人。生态人注重个人之中身体、心知、灵觉与神明四层次的有机整合；注重个人与社群（家国天下）乃至社群与社群之间的健康互动；注重人类与自然的持久和谐；注重与的相辅相成。
正是在这种精神性的人文主义的引领下，从经济人到重视人文的文化人，再到体认自然与的生态人，我们得以建构儒商的意义世界，发展儒商这一论域，鼓励当代企业家构建既有群体性又有精神的意识。
在先秦时代，“士”本来是贵族的一个阶级。不过，孟子提出“无恒产者有恒心者，惟士为能”，突出了士能够超越（主要是经济条件）和所属阶级的，达成安贫乐道的志趣。孟子罗列“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六个特殊的例子，说明士不是只来自精英阶层，农、工、商都可以是士。孔子的学生中可以有贵族、农民、工匠、军人、商人，这些人都是士。
那么，士的精神是什么？可以从主体性、社会性、历史性、超越性和未来性五方面来看。首先是主体性，以人为本，有价值自觉，有内在。人的主体性不是从外面添加（孟子所谓“外铄”）的，更不是由恩赐的，而是靠自己汲取那“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的本源，进行存心养性的内在积累和知言养气的身体力行，从而证成的。其次是社会性：“深造”的主体性（《孟子》）与讲“仁政”、“”所象征的群体意识——也就是社会性——是不可分割的。不能通向社会、成全人己关系的主体，在儒学传统中是不可思议的。历史性即孟子所谓“私淑”孔子的认同，提出道统的观念。超越性是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而达到神圣的境界：“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所谓未来性也就是预前性和前瞻性，张载的“为开太平”，便体现了这种精神。
可以说，士或士君子，既是有价值自觉的主体，又是为民的社会，还是历史与忧患意识极强烈的替天行道者。这种士的精神，是发展精神性人文主义，也是当代儒商实现的源头活水。
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但同时各种弊端日益显著：基尼系数拉大，人口结构失衡，社会诚信，人际交往当中戾气弥漫，生态则不断显示出恶化的迹象。可以套用狄更斯的一句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在此种大时代的背景之下，企业已经成为社会组织的有机力量，企业家也正在发展文化意识和责任伦理。不同企业家所认可的价值可能有不同的基础，比如教、伊斯兰教或佛教，“儒商”以精神性人文主义为基础，承认和尊重其他文明的存在意义，并在对话、沟通的基础上，成就儒商的主体性以及实现。这个实现过程，需要从经济人发展到文化人，再上升到与自然和谐的生态人，在精神性人文主义的下，不仅要做好企业，还要关切、参与社会、重视文化、教，从而构建当代儒商的，把这一落实到日常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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