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在多年前就读过，近日因为参加在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召开的题为“图与史”的历史图像学研讨会，在讨论中涉及摄影与“图史互证”的问题，因此把这本书翻出来读，略有“温故知新”之感。
什么是“”(documentary)？罗思坦认为这个词描述的是一种风格与一种方法。他说曾经有过许多别的——写实的(realistic)、事实的(ctual)、史实的(historical),“但是无一能传达传统那种对的深刻尊敬以及于我们这个世界加以积极诠释的创作。”（“导论”）在这里我们不应该忽视的是“”与“诠释”这两个概念，他的具体阐释就是：“摄影家对许多人而言已经成为目睹我们这个世界与人民的现场观察者。摄影家先研究现场状况的视觉呈现，再将他对题材的知识与感受放进照片中。摄影家通常也将个人情绪与感觉放入作品中。”（同上）不仅必须是在现场目击，而且需要目击者有自己的知识、研究和感受，冰冷的机在摄影者的手中不能冰冷，生命、人性、等概念不可以缺失；界面前的摄影家不应该是被动的记录者，而是与世界有互动、有追求的关怀者与者。在作者看来，摄影的本质就是一种表达关于社会的看法与意见的媒介，是有助于社会和完善的工具，也是对人性的与。关于这一点，更可以通过罗斯坦本人的摄影作品来理解。
阿瑟·罗思坦(Arthur Rothstein，1915—1985)就是一位著名摄影家，他最为著名和他自己也最喜欢的作品是《亚特莉亚·班朵夫》（1937）。在照片上，一间粗陋的木屋窗子里，一个黑人女孩伸出半个身子倚着窗正往外观看，在她头部前面那扇朝外打开的木头窗子上贴着一张，报上广告版照片中有一个女人捧着一大盘食物，广告文字是：“你的面包师为你提供诱人的各式面包!”在视觉上，女孩朝向右侧前方观看的头部正对着这幅广告，有强烈的视觉冲击效应。罗思坦自己在书中说：“这张照片的特别之处是它结合了两个图像的象征——像这张广告——与照片中其他组成要素，而创造出第三效果。你先看到女孩，这是第一层效果，你再看到广告，而有了第二层效果，第三效果则在你同时注意到两个影像，并且体会出其中的反讽(irony)时出现。”（49—50页）他说女孩的使她看起来“好像尼罗河女王”。这句话很重要，它表明在罗思坦的心目中，当镜头对准下层人民生活的时候，与表现是同样重要的原则。
但是回到对本书性质的认识，过去我比较忽视了在“原序”中的这句话：“因为我是个摄影者，我相信我能权威地评估与报告重要的趋势和方向。在我个人50年的摄影生涯中，我很荣幸会晤过许多位书中提到的摄影家。对于那些以思想和感情来理解机前的真实社会的摄影家们，本书也极为、他们的努力。”这既说明了作者对于“”概念的理解与他的实践经验和亲身经历紧密相连，另一方面说明这本关于摄影的书本身也带有“”的风格和意义，与一般的摄影理论家、研究者的研究论著相比，该书特别有价值的地方是它更具有历史的现场感和个性化色彩——关于摄影的性论述。如同“”并非面对世界有闻必录而是必须有所选择，罗思坦也是对摄影家有所选择。他说，“本书对所讨论的所有摄影家均指出他们勇敢面对社会，与社会产生的互动，以及他们对社会的诠释”。（导论）
作者自言“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用文字与照片解释摄影这门独特的视觉艺术形式的演进与发展。我讨论从美国内战至今真实地诠释都市生活的作品及其摄影方式、技术与”；“本书是按年代的先后顺序展开的，强调摄影家们相似的意识形态所显示的风格关联性。尽管以往对方式个别层面的讨论也很多，本书仍尽可能对这个特殊领域中风格迥异的众多摄影家及其作品加以搜罗与界定，并讨论他们彼此间的影响”。（“原序”）从该书的叙述框架来讲，作者的目的、意图可以在章节安排中体现出来。全书分为摄影的传统、关心社会的人文主义者、美国农业安全管理局、好奇心与客观性、与写实主义、目击现场的观察者、反战遗言、平凡的、摄影集——终极渠道、色彩与摄影和方法与技术等十一章，光从这些章节的题目上看，已然具有鲜明的社会性与人文主义价值观。作者以平易的文风介绍了数十位当代著名摄影家的主要贡献，不同程度地分析和评价了他们的创作、参与社会活动的方式及其作品的重要意义，是一部由亲历者撰写的现代摄影人物志和简史。
在摄影中最早使用“”这个词的是20世纪初的法国摄影家欧仁·阿特热(EugbneAtget)，他在巴黎住所公寓的暗房门上挂着一块手写的牌子：“Documents pour Artistes”。他拍摄的街景、历史性建筑、商店橱窗与寻常百姓等照片是为画家服务的，帮助画家们回忆现实细节，把照片作为画家们创作的素材。这些未经修整、十分贴近现实的照片很受画家马蒂斯欣赏，他在1908年写道：“摄影足以提供现存事物最珍贵的记录。”在这里可以看到“”从一开始就有纪录和提供的性质和功能，就是作者所讲的，“也是证明或是。照片的现场目击特质使它成为佐证或支持某种处境或条件的绝佳基础。”（7页）但是，不是每张面对对象，如实拍摄下来的照片都可以称作“”摄影作品。“摄影应该传达某种，才能和风景、人像或街景照片有所分别。所记录的事情应该比随手可得的即兴照片(Snapshot)具有更多的意义，应该透露被摄者更多的而不只是形似。照片能说出我们世界的一些事情，并且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人与。”（27页）罗思坦明确认为摄影家应该是、必须是一个“关心社会的人文主义者”，要让摄影传达出每个时代的社会价值与文化价值，于是才有了闪耀在该书中的一长串摄影家名字上的。我们可以在书中看到许多摄影家如何以手中的机表达了意见以致推动了社会的例子。19世纪末纽约《论坛报》(Tribune)的警政新闻记者雅各布·里斯的摄影揭露了贫民窟和拥挤的合租公寓内的实况和疾病、犯罪与死亡率等恐怖的条件，1890年他出版了《其余一半人口如何生活》(How the Other Half Lives),引起极大震撼, 推动了清理恶劣居住的运动。刘易斯·海因更是面向社会、为民除恶，用机呈现受人民的。他是“全国儿童劳动委员会”的专职摄影师，以摄影童工的恶劣工作和生活，引起大众的愤慨，直接促成了童工的立法程序以及美国主要城市改善国民教育和家庭辅助的努力。多萝西娅·兰格则以诚挚的情绪与深入被摄者内心，她拍摄的《移民的母亲》（1936年）表达了面对时个人的力量、人格与，能够极大地激发观者的同情心。
作为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摄影项目，大概至今没有比1930年代美国农业安全局所组织的摄影活动更为成功和更具有典型意义；在揭露现实、提出和推动立法意义方面，这次摄影“才真正展现其事实和影响一个国家的力量”，这是研究摄影社会史和摄影史的一个辉煌案例上。在1935年经济大衰退时期，美国成立“（农业部）移民安置署”这个机构，在罗伊·斯特赖克的指导下组织摄影家开展了为期7年的摄影工程，用机将农村生活的困境呈现给全国，并对立法产生深刻影响。1942年该项目结束，总计有27.2万张照片收入图书馆档案。这是摄影史上最珍贵的一组数量庞大的作品，今天则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史料。
约翰·塔格在他的《表征的重负：论摄影与历史》（周韵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年11月）中对这个FSA的机构、领导人和运作情况也有过一些论述，这些论述正好可以与作为当事人的罗思坦的回忆性论述结合起来。罗思坦于 193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加入美国农业安全管理局(FSA)摄影小组，而指导这个摄影小组的罗伊·斯特赖克就是他在大学的老师。斯特赖克192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留校担任经济学，与特格韦尔教授有密切的工作往来，把许多照片编入教科书《美国经济生活》。特格韦尔作为罗斯福总统智囊团接任农业部副部长后，邀请斯特赖克参加农业部的项目工作。斯特赖克通过刘易斯·海因的作品认识到记实摄影对社会的重要作用，因而组织专职摄影家拍摄全国各地的经济大衰退情况与困境。农业安全管理局历史部是1935年作为的“新政”管理部门建立起来的，其主要任务是记录“大萧条”对土地和农业劳动力的影响，用以支持在新政政策中推出的相关建设项目。在斯特赖克的领导下，摄影家拍摄的照片除了提供给各部门作为制订新政政策的参照外，也为报告、展览、以及流行用照片做插图的提供图片。斯特赖克对摄影家的指导非常具体，首先是定期向所有摄影师发布详尽的拍摄脚本，从中提出了许多指导性的原则和，例如在一份1936年发给所有管理局摄影师的拍摄脚本中，他要求摄影家关注人口密度与日常生活中的家庭劳动的收入之间的关系，同时关注被拍摄者家庭中的装饰物与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关系。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为了回应和的压力，斯特赖克号召摄影家在拍摄人物照片的时候，要让他们看上去对美国充满信心。罗思坦则更多看到斯特赖克对这项摄影工作的正面价值的认识，认为他了技术上和审美上的高水平，他向摄影者提出的用意是作为摄影者的指南与备忘录，而不是供按图索骥。从罗思坦与塔格对于FSA摄影项目的不同观看与评论角度来看，亲历者与后人的研究很自然会存在差异性。
最后回到我更为关心的摄影与“图史互证”研究的关系。罗思坦认为，“摄影的目的在于了解生活，人的生活方式，工作与游戏，的社会结构和组织，以及他们的生活。摄制、收集、保存与研究照片是为了使现在和未来的人能了解过去。许多照片是供立即使用，而不是为历史性目的。照片的目的在于使人受到后采取行动，以改变或防止某种错误或造成的状况，或者支持或是鼓励某种人群的事情。”（41—42页）当年为了实际目的而拍摄的摄影作品，在后人看来就具有历史研究的重要价值，这也正是在我们的研讨会上不断激起争论的议题：简单地说“图像证史”是不够全面的，应该看到图像本身就是史料，图像即史。方逸华有孩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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