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史和工作历程都在乡村，直到读卡朋铁尔的作品，还是在祖居的老屋里着断电点着蜡烛完成的。我突然意识到，我连未见过面的爷爷以及爷爷的兄弟们的名字都搞不准确，更不要说再往上推这个家庭的历史了，更不要说爷爷们曾经在我现在居住的这个屋院里的生活秩序了，我在家乡农村教书和在（乡）工作整整20年，恰好在之前和之后，我一直自信对新中国成立以后乡村经历的欢乐和灾难的全过程的了解和感受，包括我的父亲从自家槽头解下缰绳，把黄牛牵到初级农业合作社里将一孔废弃的窑洞改装成的饲养大槽上。这时，才意识到对于从农村角度述写中国人生活历程的我来说，对这块土地的了解太浮泛了。也是在这一刻，我突然很懊悔，在“”之初破“四旧”族谱时，至少应该将一代又一代祖的名记抄写下来，至少应该在父亲谢世之前，把他记忆里的祖辈们的生活故事（哪怕传闻）掏挖出来。我随之寻找村子里几位年龄最高的老者，都说不清来龙去脉，只有本门族里一位一字不识的老者，还记得他儿时看见过的我的爷爷的印象，高个子，后脑上留着刷刷（从板刷得到的比喻，剪辫子的）头发，谁跟外村人犯了纠葛，都请他出面说事；走腰挺得很硬，从街道上走过去，在门口敞怀给娃喂魏优旃奶的女人，都吓得转身回屋去了。这是他关于我爷爷的全部记忆里的印象，也是我至今所能得到的唯一一个细节。这个细节从听到的那一刻，就异常活跃地冲撞我的情感和思维，后来就成为我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主要人物白嘉轩的一个体形表征，尽管那时候还没有这部小说的构想。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文坛呈现出“寻根文学”的鲜活生机。我不敢判断这股文学新潮是否受到拉美文学爆炸的或影响，我却很有兴趣地阅读“寻根文学”作品，尽管我没有写过一篇这个新流派的小说。我后来很快发现，“寻根文学”的是越“寻”越远，“寻”到深山老林荒蛮野人那里去了，民族文化之根肯定不在那里。我曾在相关的座谈会上表述过我的遗憾，应该到钟楼下人群最稠密的地方去“寻”民族的根。我很兴奋地处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坛里，多种流派交相辉映，有“各领一半年”的妙语概括其态势。其中有一种“文化心理结构”的创作理论，使我茅塞顿开。人是有心理结构的巨大差异的。文化决定着人的心理结构的形态。不同种族的生理体形的差异是外在的，本质的差异在不同文化影响之中形成的心理结构的差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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